文玩“假拍卖”:真品很值钱但又流拍了
http://sh.lcxw.cn 时间:2017-05-31 08:39:33来源:南方周末

  相比曾经以买家为诈骗对象的“文物”鉴定、拍卖骗局,新兴的诈骗公司将目标对准“对藏品鉴定没什么基础知识、又急需出手藏品换钱”的卖家。图为上海警方捣毁一个以古玩造假诈骗钱财的团伙。(视觉中国/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5月25日《南方周末》)

  拍卖会场内的许多买家,不过是拍卖公司找来的“群众演员”——参观拍前展览的“托儿”,每人每次550港币,在拍卖会场假扮买家举牌竞拍的“托儿”,每人每次750港币;西方面孔的“洋托儿”,每人每次2700港币。

  大部分受骗者并不了解:藏品如果拿到正规的拍卖企业,若鉴定人员回复“愿意出手拍卖吗”,就意味着藏品具有良好的市场价值;若鉴定人员对东西不看好,一般会回:“好是蛮好的,自己留着玩玩吧”。

  “我现在就是上厕所,都不敢朝着东边的方向了。简直是吃人的地方。”身在成都的四川乐山人谢永洪恨屋及乌,咬牙切齿地从手机那边敲来这句话。

  过去一年半,因为把收藏品委托给上海的几家拍卖公司,谢永洪一共损失了人民币5.4万元。其中,骗走他3万元的嘉玺拍卖公司,已于2016年3月17日被公安机关查处。另外两家拍卖公司分别退还了1.4万和6000元。付给上海金堂拍卖公司的4000元委托费,如今成了谢永洪最关心的事。

  为了索赔,谢永洪专门成立了一个微信维权群。群里39名实名成员,入群时都经过了严密的身份核查:必须提供各种材料并出示自己与身份证的合影,以证明是这家拍卖企业“骗局”的受害者。这39人,与金堂公司产生纠纷的金额共计50.9万元,其中损失最惨重的一位成员,支付了6万元人民币。

  过去在文玩收藏市场,藏品鉴定骗局、拍卖骗局主要是骗买家;最近两三年,在全国收藏市场,以卖家为目标的新型收藏诈骗越来越普遍。

  新的诈骗方式将目标锁定在“对藏品鉴定没有什么基础知识、又急需出手藏品换钱”的人。受害者遍布各地,远至新疆喀什、四川阿坝、青海玉树、贵州老区,甚至台湾地区、日本。内蒙古的一位受害者,变卖掉了子女的婚房;阜阳的一位受害者,借高利贷8万元……

  那个公司被查封了你不知道?

  2015年,股票大跌,谢永洪急需用钱补窟窿,他想起了自己的那几件“传家宝”。他先是把其中一件传家宝——他外婆的陪嫁,一对民国初年的花鸟盖罐——的照片发给四川一家正规拍卖公司,得到回复:“东西是真的,但是太普通。”谢永洪不死心,又把照片上传到“国宝网”。此后,他每天能接到几十个来自全国各地鉴定、拍卖企业的电话。凭着图片,这些企业为谢永洪的藏品估价四五十万到五六百万不等,并邀请谢永洪到他们公司现场确认。“去看看吧。”抱着这样的心情,2015年11月,谢永洪飞往上海。

  出发前,谢永洪极尽小心地做了筛选。一家名为“东方宝利”的公司曾与他电话联系,他发现对方并没有相关拍卖资质,于是没再理会。谁知对方反而打电话来,把他骂了一顿。

  在上海5天,谢永洪每天坐着地铁满城跑,走访了大约20家企业。那些公司大多开在距离地铁口不远的地段,晚上可以营业到9点钟。每家公司的业务员,态度都很相似:先是盛赞谢永洪的藏品为真、很值钱,进而就向他收取展览、鉴定、图录、出关或服务等名目的费用。带着“花一点小钱,大钱就来了”的想法,在综合考虑能否套现和是否正规后,谢永洪和三家公司签了合同。其中3万元,付给了当时具有《文物拍卖许可证》的上海嘉玺拍卖有限公司,委托他们到香港拍卖他的一对花鸟盖罐。在嘉玺,业务员为谢永洪的花鸟盖罐估价150万;直到后来谢永洪听懂行的朋友说,这对瓷器“最多五六千块钱”。

  合同签订不到两个月,谢永洪就收到了花鸟盖罐流拍的消息。3万块打了水漂,谢永洪失落之余,将流拍归因为自己的东西“确实不好”。2016年1月7日,他再一次飞到上海,除了准备要回自己的花鸟盖罐,还带上了三枚“户部造大清铜币”,期待能相机卖出,弥补损失。这一次,他来到上海金堂拍卖有限公司。

  谢永洪等了大概一小时,终于来了一位自称来自江西的“鉴定专家”。“专家”举着放大镜仔细观察了一番,确定这三枚铜币为真品。业务员给出了68万元的估价,并称铜币会于2016年7月25日的拍卖会拍卖。担心再次流拍,谢永洪向业务员吐露了自己急用钱的情况。“我说68万好像还有一点高,就58万吧。”业务员点头答应,谢永洪签了委托拍卖的合同,支付了3000元图录费。1月底,谢永洪又将从嘉玺公司要回的花鸟盖罐也委托给了金堂公司拍卖,并向金堂公司支付了在上海文交所挂牌的费用1000元。

  谢永洪相信金堂公司,因为业务员声称他们与上海文交所有合作,更重要的,是这家公司此前收购了当时拥有《文物拍卖许可证》的元亨利贞公司。半年后,2016年9月,元亨利贞公司才因未办理年审,被吊销了《文物拍卖许可证》。

  东西委托给金堂公司两个月后,一位上海熙雅拍卖公司的业务员,又给谢永洪打电话,劝他去上海。谢永洪提及,自己曾将藏品拿给嘉玺进行拍卖,结果流拍了。电话那面的业务员表示吃惊:“你去了嘉玺?那个公司都被查封了你不知道吗?”回头去看了新闻报道,谢永洪才发现,就在2016年3月17日,嘉玺已经被上海市公安局查封。

  谢永洪意识到,自己可能陷入了相同的骗局。果不其然,半年过去,他的铜币又流拍了,且至今还留在金堂公司,拍卖花鸟盖罐的事也没有了下文。

  2017年5月,南方周末记者以藏家身份,致电已无文物拍卖资格的金堂公司,金堂公司业务员表示,若确定藏品为真品,公司可以办理“唐三彩象耳罐”的委托拍卖业务,“事前收取3000-8000元资料费,若成交,再付10%的佣金。”

  和大部分被骗卖家一样,谢永洪并不了解:在正规的拍卖企业中,“成交后付费”虽不是法律规定,却是行业惯例。卖家持藏品到正规拍卖企业后,如果得到鉴定人员“愿意出手拍卖吗”的回复,就意味着该藏品具有良好的市场价值;如果鉴定人员想暗示对藏品不抱多少市场期待,给出的回复就会是“好是蛮好的,自己留着玩玩吧”。正规拍卖企业的主要盈利方式,是根据成交额,按比例向卖家和买家收取佣金;成交额越高,拍卖企业赚取的佣金就越高;如果拍品流拍,拍卖企业则不向卖家收费或少量收费。

  假拍卖会上的“群众演员”

  2015年12月,一群外地维权者聚集到上海徐汇区宜山路光启城的楼下,吸引了成片行人的目光。他们有的站在楼下,手举“还我血汗钱”等横幅,有的则爬上了24层高的光启城楼顶。楼顶上的一位男子甚至跨出栏杆,坐在“光启城”标牌中的“启”字之外,随时有从楼上坠下的可能。在这座楼里,有一家专事收藏品拍卖的公司:宝艺公司。

  宝艺公司曾经向这些卖家承诺,所有藏品都会拍卖出去。临近年关,按照合同,宝艺公司应该给卖家结款了。然而远道而来的藏家,得到的却是宝艺公司的搪塞。空手而归的藏家越聚越多,逐渐形成“联盟”。二十多天后,有三个注册名(“宝艺文化传播公司”“宝弈销售中心”“宝艺展览公司”)的宝艺公司干脆人去楼空,搬到了上海的另一头,杨浦区五角场。

  2015年陆续发生的文玩诈骗案件,其实已经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但到底将其定性为民事纠纷,还是刑事犯罪,比较伤脑筋。

  表面上看,藏家向宝艺等公司支付费用,不仅出于自愿,还有合同为证。所以一些区县法院开始不约而同地将案件作为民事纠纷审理判决,有以收费不合理为由要求公司退还部分费用的,也有判藏家败诉的。2015年底,此类案件接连浮出水面,相关闹访事件达十余起,公安局和检察院意识到:纠纷背后,可能有着更为复杂的隐情。

  通过手机监控等秘密侦查手段,公安机关发现了宝艺公司在向藏家收取委托底价1%-1.5%的“基础服务费”后发生的故事:那些收费低于1.8万元的藏品,宝艺公司集中安排到在上海国贸中心举办的春秋两季文玩艺术品展销会上展示了事;基础服务费高于1.8万元的藏品,则被运至一家注册于上海自贸区内,名为“德宝轩”的公司。

  德宝轩公司将藏品以艺术品的名义运出关,送往香港、新加坡等地。德宝轩在香港设有分公司,他们可以在境外城市的显要场所,如酒店大厅等地举办拍前展览、拍卖会,并留存影像,甚至邀请部分卖家亲临现场观看。只不过卖家们难以发现,拍卖会场内的许多买家,不过是德宝轩公司找来的“群众演员”——参观拍前展览的“托儿”,每人每次付给550港币,在拍卖会场假扮买家举牌竞拍的“托儿”,每人每次750港币;西方面孔的“洋托儿”,每人每次更达2700港币。

  在公安机关公布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参加“假拍卖”的“托儿”,手拿的拍品图录上都标有不易被外人察觉的特殊记号。标有这些特殊记号的拍品,需要个别“托儿”按照事前商定的价格假装举牌竞拍,它们并不来自真正的卖家。而来自真卖家的藏品,有的甚至只在拍卖会场出现了15秒,最终都无一例外地流拍,再被运回国内。正是这批暴露的假拍卖证据,让公安机关和检察院确定了宝艺公司与德宝轩公司在串通实施诈骗行为。

  根据上海市徐汇区检察院提供给南方周末记者的信息,为了骗取藏家的信任,宝艺公司在人力、官网制作、高档“办公场所”的租赁和装潢等方面一掷千金。仅是在百度竞价排名上,就已投入了四百多万。宝艺公司的核心业务部门,是所谓的“销售团队”,每个团队五人左右,按照既定的“话术”(如对藏品讳谈真假、只作赞美),共同“专攻”一位客户。团队人员底薪外的提成,以及晋升与否,皆以“销售业绩”为准。

  在2016年3月17日上海市公安局“严厉打击整治文玩艺术品流通领域合同诈骗犯罪专项行动(简称‘3.17行动’)”中,宝艺公司和骗走谢永洪3万元的嘉玺公司都遭到了重点打击。

  宝艺公司财务主管、人事主管与总经理电脑中的三份可以互相印证的电子报表被当场查获,其中详细记录的“销售业绩”,为后期检察院的起诉提供了关键性证据:2013-2015年,宝艺公司与客户签订涉案“服务协议”并接受藏品委托展销或拍卖共计4737件,据此收取“基础服务费”共计82948311元。

  据京华时报报道,2008年12月,北京某拍卖公司以“100%成交率”、“天价估值”等承诺将国内300余收藏爱好者的2500余件藏品汇聚一堂。但两日的拍卖会未有买家出手。众卖家质疑主办方虚高估价套取高额宣传费,围堵拍卖公司工作人员18个小时,并连夜取回拍卖品。

  一骗一骗又一骗

  尽管证据俱在,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的几位检察官,依然在反复研究推敲很久之后,才最终决定把宝艺公司这类“文物”鉴定、拍卖骗局,确定为涉嫌刑事诈骗、共同犯罪。“除非有明显的禁止行为,司法不应该轻易插手经济市场,看不懂的不要轻易上。”一位程姓检察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自2015年至今,上海、常州、嘉兴等地公安机关侦办、披露的“文物”鉴定、拍卖诈骗案件已达34起,批捕或控制犯罪嫌疑人412人,已核实受害者五千余人。但对包括宝艺公司在内的上述涉案单位,基本尚未宣判。

  相比审判的复杂,骗局却可以快速迭代、扩张。宝艺、德宝轩公司的大部分员工,之前并未从事过鉴定、拍卖行业。但他们一旦掌握了诈骗逻辑,成为熟练工,很快就可以“自立门户”、自成组织。徐汇区公安在另一家涉案公司玺允公司抓获的78名犯罪嫌疑人中,有41人即来自宝艺公司。如此一来,这些诈骗公司之间就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自从发现被骗,谢永洪改吃素了,“吃面条不吃米饭,因为面条便宜。”谢永洪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谢永洪在一个全国维权群中认识了吉林人杨灏涵。杨灏涵是一位毕业于政法类高校的公务员,也曾遭遇类似的“文物”诈骗。受杨灏涵影响,谢永洪维权“不闹访,备齐资料,持续向有关部门举报”。通过各种方法,谢永洪要回了他的两万元被骗钱款。现在,他还希望带着自己的38个群友,要回大伙儿支付给金堂公司的50.9万元人民币。

  谢永洪先后向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国家信访局等多处举报金堂公司。2016年,金堂公司反以“名誉侵权”为由,起诉谢永洪,虹口区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金堂公司又将一份措辞严厉的《特别声明》贴上官网,指责谢永洪“四处诬告、百般造谣、煽风点火”,“是一个野蛮人的行径”……

  这桩案子还没有开庭,不知为什么,原告就撤诉了。公司还依旧红火地办着:2017年2月26日,金堂公司举办了“中国民间收藏研究会走进金堂”大型免费鉴宝活动;打开公司官网,还能看到“成交第一,服务至上”的承诺。

  和宝艺公司、嘉玺公司操持着同一套“话术”的拍卖公司们,依然一个接一个把电话打到谢永洪这里,问他要不要拍卖藏品。骗术也有了升级、翻新。有的诈骗者蹲守在贷款公司前,与经济有困难的目标对象搭讪,怂恿对方回家寻找“传家宝”,可到他们那里鉴定、贷款。落入圈套者支付高额鉴定费后,贷款之事不了了之。针对层出不穷的维权受害者,还出现了“两面吃”的收债公司,和骗取受害者信息敲诈诈骗企业的“二道骗子”。谢永洪的微信群设置重重关卡,也是为了防止这些人混入其中。

  受害藏家有贪心

  两年多来,无数被骗藏家致电上海市文物局,期待文物局“主持公道”。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上海市文物局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被骗前就来咨询的藏家少,被骗后才来申冤的藏家多。有的人是藏品被正规拍卖企业鉴定为没有什么价值,但仍不死心,最后被骗,也有的人连续六七次被骗才恍然大悟;甚至有“黑吃黑”失败者——本想用地摊上低价买来的藏品“以小博大”,骗那些“来者不拒”的鉴定、拍卖公司,未曾想反而落入了后者的圈套。

  文物局并没有与此相关的“主持公道”的执法权。文物保护法、《文物拍卖管理办法》赋予文物行政部门具有约束力的职权,只有简单几条:颁发给符合条件的拍卖企业《文物拍卖许可证》,对持有《文物拍卖许可证》的拍卖企业进行拍卖前的文物审核、拍卖后的文物记录备案。

  一方面,《文物拍卖许可证》“申请容易吊销难”,最高的申请门槛,也不过是“有5名以上文物拍卖专业人员(具有文博系列高级职称或具有《文物拍卖企业专业人员资格证书》)”。但吊销程序,却只能在拍卖企业明确违法违规时才能进行。要把关,文物行政部门只能守紧每两年一次的年审这道“关口”。

  在涉案的拍卖企业中,绝大多数根本未持有《文物拍卖许可证》。按照文物保护法,它们若被认定为“尚不构成犯罪”,就只能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制止”,并处以相应罚款。

  更无奈的是,“文物拍卖”的相关法律法规,对很多受骗的藏家其实没有效力。因为他们的许多藏品根本就是现代制品,不在文物保护法规定的五种“文物”范围之内。

  如果藏家在被骗之前咨询,文物局还能引导他们到有《文物拍卖许可证》的公司进行鉴定、拍卖——在上海,这些公司共有53家,在上海文物局官网上都有公示。如果藏家已经被骗,心急如焚,工作人员就只能建议他们转向工商或公安机关报案。但鉴定、拍卖类案件,在这两者的工作范畴中,只占很小的比例。

  最近一年来,上海市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也做了一些主动尝试,比如拍摄《远离古玩陷阱》等宣传片,揭露鉴定、拍卖骗局。早在2014年10月,国家文物局就批准了天津市文物开发咨询服务中心等7家文博单位,在民间开展收藏文物鉴定的试点工作,至2016年底,共为四千多名藏家鉴定了7万余件藏品。2017年3月,上海市文物局又推荐了上海文物商店、朵云轩集团、上海市收藏家协会三家单位,免费面向社会公众开展民间收藏文物公益鉴定咨询,试点期一年。

  文物鉴定主观性强,相关法律也长期存在空白。国家文物局正在加紧制定《文物鉴定规程》。规程出台后,将对文物鉴定机构及从业人员提出引导性要求,对文物鉴定业务的全流程进行规范,对“文物鉴定证书”的出具及内容做出明确的要求。

  “文物鉴定、拍卖诈骗之所以频发,”上海市文物局的相关工作人员这样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首先是诈骗公司动邪念,其次是制度建设不完备,最后是受害藏家有贪心。”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承载,曾经追溯占据全国拍卖“大半壁江山”的民国上海,他总结出:当年除了顶级的传统收藏世家、热爱收藏的巨贾,以及小部分晚清遗老外,是教授、高级医生、中小企业主、银行金领等受过高等教育、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士,组成了藏家金字塔的基础。这些人在行业协会等渠道的帮助下接触到相关的收藏专家和知识,然后才拿出钱来试水买进。而现在的局面是,很多不具备相关文物、鉴定、拍卖知识的人,跳入文物收藏的洪流中,迷失在真假难辨的信息海洋里。“收藏群体如此之大,而其文化层次如此之低,前所未有。”承载说。

  当大量藏家的藏品无法得到正规拍卖企业的青睐时,鉴定、拍卖诈骗公司就应运而生,正好投合一批藏家“捡漏”的想法。在承载看来,捡漏在现如今也不是没有可能,“文物本身的神秘性正是它们对藏家的吸引所在”,但捡漏终归需要的还是知识,而非运气:“任何的盲目自大,最后都会导致不必要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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